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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石窟,以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著称于世,其栩栩如生的泥塑造像、色彩斑斓的北朝壁画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崖阁栈道建筑,使其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它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我国四大石窟群,这些石窟皆依山傍石而建,各具特色。历经千年风雨的洗礼,麦积山石窟在甘肃这片土地上逐渐孕育出独具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石窟艺术,被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实至名归。

天水,古称“秦州”,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秦岭山系末端的渭河上游,享有“陇上江南”的美称。此地东接关中长安,地理位置优越,地处陕、甘、川、宁四地交汇之处,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和经贸重镇。闻名遐迩的麦积山石窟,就坐落在距离这座古城东南方向30公里的秦岭北麓小陇山支脉上,那里有一座孤峰峭壁,石窟便坐落其上,成为了一处人文景观的瑰宝。

麦积山又称“麦积崖”,其名称来源最早见于《高僧传·玄高传》,记载关中石羊寺高僧玄高因时局动荡而“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魏书·李焕传》载,北魏正始三年(506年)秦州主簿吕苟儿反,梁州刺史李焕“令石长乐等由麦积崖赴援”。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称呼这处在山梁末端孤兀而立的奇峰,五代文学家、大诗人王仁裕在《玉堂闲话·麦积山》中有一段精彩描述:“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山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农家积麦之状,故有此名。”

而关于麦积山石窟的开凿和营建,据史料记载,始凿于十六国后秦时期。此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不断增修营建,前后整整持续了1600多年,现存大小窟龛221个,造像3938件10632身,壁画近1000平方米,以及大量的碑碣、经卷、文书等文物。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政局大动荡、文化大变革、民族大迁徙的重要时期,也是外来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汇、碰撞、融合的关键阶段,地处当时丝绸之路南线要道的麦积山石窟正是当时关中、陇右地区这场变革的真实写照和珍贵历史遗存。

公元3—4世纪,活跃于中亚、西域的印度佛教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内地,长安、洛阳、成都、建康(江苏南京)等成为当时重要的佛教文化传播中心。其中毗邻长安的天水(古称秦州)也成为佛教最早传入内地的地区之一,西晋永嘉二年(308年),高僧竺法护就曾在天水境内重译《普曜经》。长安高僧帛法祖则常年在关陇一带弘扬佛法,他在信徒中影响很大,史称“崤函之右,奉之若神”。

而麦积山作为秦州境内奇特的丹霞地貌,东汉时就已经引起人们注意,当时与汉光武帝刘秀对峙的隗嚣就曾在麦积山背后的雕巢峪修建有避暑行宫。北周大文学家庾信称麦积崖为“陇坻之名山,河西之灵岳”,《秦州志》亦称其山为“秦地林泉之冠”。

在南北朝时期,禅修与观像成为了北方僧侣们最为关键的宗教修行方式之一。位于我国西北部,环境幽静、风光旖旎的麦积山,因其独特的自然景观,自然而然地吸引了众多僧侣的目光。当玄高法师抵达麦积山时,这里已有来自秦地的众多高僧在此地进行禅修,僧侣们的数量已多达百人,这充分展示了当时麦积山佛教活动的繁荣程度。 关于这一时期是否有过开窟造像的行为,目前尚未找到确凿的考古证据。然而,从僧侣们禅修观像的实际需求出发,以及后秦姚兴所倡导的三世佛思想在麦积山北朝造像体系中占据的显著地位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推断麦积山石窟的建造始于后秦时期,这一结论应属历史事实。

随着晋朝南迁,原本由氐族、羌族、匈奴族、鲜卑族等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众多割据政权,在长安、洛阳、邺城、凉州(今甘肃武威)等地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混战。在这漫长的战乱中,百姓们饱受战火和流离失所的苦难。然而,在这样的动荡时期,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推崇不仅体现在宗教信仰上,更体现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因此,包括麦积山在内的北方各地石窟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犹如一串串璀璨的珍珠,镶嵌在古老的丝绸之路沿线,共同谱写了中国石窟艺术的辉煌篇章。这些石窟不仅成为人们认识和了解外来佛教艺术在中国本土化、民族化、世俗化的重要窗口,更是古代中西之间文化艺术交流与互动的桥梁和见证。

发布时间:2024-11-26 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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